“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电影《春苗》里的这句歌词让人回想起赤脚医生年代针灸的红火，然而在第三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学者们只能用“萎缩”、“滑坡”、“严峻”等来形容国内针灸发展的现状。照这样下去，“许多年后，针灸的大旗也许会落到别人的手里，那时候中国仅仅是针灸的故乡”。
学针灸的洋医生
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家针灸用品商店里，来自德国的科伯尔仔细地打量着一屋子满满当当的各色物件，包括针灸针、穴位模型、挂图、小针刀等。这家不起眼的商店从门口的招牌到柜台里的商品说明，一律都用中英文双语标示，昏暗、狭小、凌乱的空间里也透着几分“国际化”的氛围。据店主介绍，在他的主顾中，老外大概要占三分之一。
科伯尔在今年之内已经是第三次到北京来学针灸了，前两次分别是在2月份和6月份，这次主要是来参加操作实习的。她是德国科隆一家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只能忙里偷闲地到北京来学习。她说自己现在还不能在工作中用针灸治病，希望再经过两年这样的学习，能获得针灸医生的资格，将来自己开一个针灸诊所。实际上，一方面科伯尔的确对针灸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针灸在德国也很赚钱——一次针灸治疗的费用大约要25到8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250到800元)。近五年来，针灸在德国越来越受欢迎，德国医师代表大会已经在去年5月确立了针灸治疗的合法性，并制定了对针灸进修的具体要求。
科伯尔就学的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了促进传统医学在国际间的交流，于1975年与中国卫生部合作建立的。据中心副主任王岩介绍，中心建立之初主要是WHO出资派人前来学习，那时学员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受欧美国家医疗机构派遣，以及个人自费来学习针灸的人逐年增多。现在，这个中心每年要培养500多名外国学员，其中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最多。王岩说，有的学员是国外医学院在读的学生；有的开业医生为了来学针灸宁愿自己的诊所关门歇业；像科伯尔这样“飞行学习”的学员也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一年要来七八次。王岩说，除了北京以外，在上海、南京等城市还有好几家类似的国际针灸培训机构。
据科伯尔介绍，德国也出现了很多针灸培训班，实际上有的德国医生经过在中国的短期学习后就回去“办班”了。根据王岩的粗略计算，她所在中心的教师和翻译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出了国，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国外办学、授课，王岩把这些人称作“海外兵团”，这个说法令人想起了国球乒乓球所面临的局面。
德国针灸医师协会的资料显示，目前有超过4万名德国医师拥有被医疗保险公司承认的针灸证书，保险公司用于针灸治疗的支出每年约为1.5亿到3亿欧元。
尼克松访华花絮
实际上，美国的保险公司从1998年1月起就把针灸治疗纳入医疗保险可支付的范围，而针灸在美国引起注意则是从一个偶然的插曲开始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行记者Jame Reston患阑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疼痛难忍，当时中国医生就用针灸疗法给他止痛，效果非常好。当年7月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尼克松访华期间的这个“花絮”，这一报道在全美引起了轰动效应，并促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开始注意中国的针灸疗法。
其后，针灸在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直至1997年11月，NIH才举行了关于针灸的听证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韩济生等三名中国学者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报告，会后发表的声明对针灸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给予了肯定，从而使针灸引起美国社会更为广泛的重视。
现在，美国已有大约两万名持有针灸执照的医师；全美约有70所中医针灸学校；有30个州专门为针灸立法，并设立了针灸师头衔。
据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王雪苔先生介绍，按照中国针灸界过去的估计，由于针灸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所以应该更容易被不发达国家所接受；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针灸反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快速发展。目前，世界上开展针灸医疗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42个，全世界大概有20万到30万针灸医师，针灸热在国外持续升温。王雪苔认为，国际化的态势标志着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针灸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王雪苔也指出了国外针灸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有些国家针灸师还不能算医生，比医师的地位低下；在法国，没有西医资格的人不允许做针灸；在技术上，由于讨厌灸法的气味，以及担心灼伤引起诉讼，国外的针灸大多数是“只针不灸”，不辨证施治，针法也被简单化，王认为，针灸特色的丧失令人担心。另一方面，一些没有经过正规学习的中国人，在国内参加短期的学习班就去国外闯荡，以中医作为招摇的手段给人针灸治病，他们往往手法不规范，甚至造成事故，这些都损害了针灸在国外的声誉。
整合医学中的针灸
在西方，所有不属于主流西医的诊治方法被统称为complementary andalternative medicine(CAM)，针灸即被归入CAM之列。从事针灸原理研究近40年的韩济生院士认为，如果把CAM直译为“补充与替代医学”则未免失于贬损，所以他情愿将其称为“非主流医学”。对于国际上针灸热形成的背景，韩济生归结为西医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医疗费用不断增长，化学药物的危害，医疗服务缺乏人性化等等。而非主流医学往往方法简便、毒副作用小、不污染环境，又富有同情心，所以越来越受欢迎。现在，英美等国都在积极开展对非主流医学的深入研究，争取在肯定效果的基础上，协调其与主流医学的关系，形成“整合医学”的发展策略。
据韩济生介绍，非主流医学包括几十种治疗方法，其中最深入人心、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针灸，这一方面因为它有神奇的疗效，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针灸的作用机制在非主流医学中是搞得最透彻的一种，所以更容易被纳入现代科学的框架加以理解并接受。韩济生因其对针刺镇痛和针刺戒毒两方面机制的研究，而在针灸原理的神经科学领域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他相信，虽然现代科学还没有完全阐明针灸治病的普遍性原理，还不能在整体上揭开经络之谜，但中国人现有的这些研究成果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在10月新出版的、国际上最为经典的戒毒医学的教科书《物质滥用(第四版)》中，针刺戒毒已经作为单独的章节被载入，这部分内容就是由韩济生撰写的，他认为这对针灸医学和他个人的工作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近年来，韩济生经常应邀在西方医学界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作有关针灸的专题报告，他的亲身感受是，中医药、针灸等传统医学正与西方主流医学相融合，最终形成整合医学的潮流。
国内滑坡令人担心
“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电影《春苗》里的这句歌词让人回想起赤脚医生年代针灸的红火。然而，在11月15日闭幕的第三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教授石学敏却用“萎缩”、“滑坡”、“严峻”这样的词来形容国内针灸发展的现状。石学敏在报告中提到，在国内很多医院，针灸科被认为可有可无，大部分医院没有针灸病房，使得年轻医生得不到系统的学习和指导，从而对针灸专业的前途产生怀疑。在报告中，他对针灸学科人才流失、教学体系落后、科研思路模糊等问题表示忧虑。
在谈到国内针灸界所面临的诸多困惑时，王雪苔把问题的症结主要归咎于体制、政策等外部环境因素。他说，现实的情况是“综合医院不重视中医，中医院不重视针灸”。他以经济效益为例介绍说，根据北京市现行的规定，针灸一次的收费标准是4块钱，这就造成有的大夫不愿意钻研针法，而是“功夫在针外”，通过电针、拔火罐、耳针等不必要的“花样”来增加收入。与此相对照，在美国，一次针灸的收费一般在五六十美元，一个针灸师一年中等水平的收入能达到8万－10万美元。他认为，应当根据针灸的特点和现状，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来保护它的发展。王雪苔用“手工绣花比机绣值钱”作比喻来说明针灸作为一种特殊技能的价值。他认为经济收入低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再加上有的针灸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这样一来，中青年针灸医生出国赚钱或者改行就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王雪苔对针灸在国内受到的歧视表示不满，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光靠针灸界一些人士的民族感情和对专业的忠诚，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针灸在国内滑坡的问题。近年来他抓住各种机会为此呼吁，但各方面的反应不积极。这位79岁的针灸界前辈对现状表示“很担心”、“很生气”。
融合的尴尬
发展战略、科研思路是石学敏在此次传统医药大会上着重提到的问题。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陈少宗把针灸学理论体系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经络脏腑学说为理论核心的传统模式；另一种是以神经网络学说为理论核心的现代模式。他认为，两种模式很难分辨孰轻孰重。两个群体之间应该彼此认同，相互尊重，相互关切，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彼此善待对方。
石学敏在报告中指出，对中医针灸的研究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把传统针灸经典作为最高典范不利于针灸医学的发展。在临床研究上，要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科研设计规范，这样，研究结果才能在国际上获得承认，这对于针灸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反对片面强调“中医纯化”的做法。
王雪苔在赞同针灸现代化的同时，还是更强调针灸的特色，他说，随机、双盲、对照这些方法有些不能完全套用，不要为了研究方法而忽视了特色，那样就本末倒置了。他担心舍本逐末，把古代针灸的精华失掉。他曾经在国外演讲时说，一些研究看起来有些不大符合科学研究规范，没有对照组，都是回顾性的、总结性的，但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确实是“一针一针扎出来的”经验的总结。
实际上，随着针灸迅速走向世界，国外明显加大了研究针灸的力度。美国NIH在所属的非主流医学研究机构中选择了13家，建立起主要研究针灸的重点项目，每年各向他们投入100万美元的经费。作为这一计划的评委，韩济生介绍说，在科研资金的投入上，他们已经超过了我们，但三年过去了，这些项目至今还没有产生系统的研究成果，他们和中国人的研究水平还有差距。韩认为，“这也许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等原因有关，科学研究不是用钱就能一下子堆起来的，但从前景上看，他们所构成的挑战值得注意。”这些项目还吸引了20多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参与研究，韩济生也把他们比作乒乓球的海外兵团。
让韩济生感到困惑的是，尽管他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的地位，但这些研究缺乏来自针灸临床实践的呼应，和传统医学的融合很不够。他举例子说，他在国内作完学术报告后，很少有中医、针灸医生和他讨论；而在国外，听了他用神经科学原理对针灸的解释以后，往往有许多针灸医生很感兴趣，围着他探讨、提问。韩济生认为，要想改变科学研究和中医临床脱节的状况，国内应该注意调整年轻一代中医、针灸医生的知识结构；培养他们开放的心态；并且排除那些微妙的社会、心理因素，否则，“许多年后，针灸的大旗也许会落到别人的手里，那时候中国仅仅是针灸的故乡”。这位76岁的院士对前景感到忧虑。